今年7月，金融中心去拜访中部地区一家政策性银行分行，商谈融资事宜。这家政策性银行分行行长的一句话让金融中心印象非常深刻：“投融资不能再靠政府信用”。政策性银行曾广泛介入基建业务，增信几乎全都绑定政府信用，如今却不再盯住政府信用。
2018年8月，《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27号，简称27号文）印发。该文件以密件的形式下发，外界并不清楚详细的细节内容。但没有人会否认，该文件已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、金融机构的投融资行为，甚至将重塑中国的信用体系。
27号文最大的特点是党政同责。不但地方政府紧绷着一根弦，金融机构在融资的时候都在考虑是不是合规。文件发布后，融资平台的新增融资明显减少，项目融资更注重现金流而非政府信用；融资平台的整合转型大规模开启，公益性资产从融资平台剥离。同时，27号文首度允许资不抵债的融资平台破产。这些措施都将促使融资平台与政府信用切割。
在地方投融资历史上，2010年的19号文（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）、2014年的43号文（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）都非常关注。仅从字数来看，19号文不到3000字，43号文约4000字，而27号文则超过1万字。某一些程度上，这说明地方债问题越来越复杂，涉及的面也慢慢变得广。
从效果来看，19号文控制住了平台贷款的增长势头，但以信托为代表的影子银行向融资平台继续“输血”。43号文后，地方政府融资转向政府购买服务、PPP、专项建设基金等。这些融资方式需要政府回购，绑定了政府信用，地方债再度膨胀。
国家统计局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去年8月以来基建投资增速一直低于5%，而GDP增速则从去年二季度的6.7%回落至今年二季度的6.2%。这期间，隐性债务管理虽有放松，但管控一直从严。
监管部门致力于管控融资端，管住了平台贷款，非标起来了；管住了非标，政府购买工程建设的方式被普遍的应用。27号文则同时从融资端、项目端入手，可谓“釜底抽薪”。
在金融中心看来，虽然基层基建需要大量的资金，但是任由债务无序增加，会带来系统性风险。27号文踩住了隐性债务快速地增长的“刹车”，但另一方面地方财政金融资源更加捉襟见肘：一些地方财政仅能维持运转和基本的民生支出，没有资产金额的投入重点工程。此外，一些平台公司无法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偿债，还本付息异常困难。
融资方式之变。早年间增信方式为“三件套”（政府承诺、财政担保、人大决议），2015年后则围绕政府的“应收账款”收益权兴起大量业务。但27号文后，这类结构略微有所改变，隐性债务从严监管、政府和平台切割的背景下，应收账款的对象不再是政府，而是当地公司。融资平台的新增融资更注重现金流，不再绑定政府信用。
公益性资产剥离。地方层面上，湖南、陕西两省已制定融资平台转型方案，要求市级平台公司控制在3个以内，县级平台公司控制在2个以内。转型人员安置上，原来基本都是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编制，改革后将全部转为企业编制。
多个地方为增强竞争力，将城司市政道路、桥梁等公益性资产剥离，与此同时通过招拍挂、回购、置换等手段注入经营性资产。剥离的公益性资产主要有两类：一类是早年间为壮大资产规模，注入到城投的学校、医院、体育场、博物馆等；另一类是置换债所对应的资产，发行置换债置换存量政府债务后，相当于本级财政替融资平台等债务主体偿还了债务，置换债券所对应的资产，如：道路、桥梁、公园等公益性资产将划转给政府部门。
公益性资产剥离后，城司将只剩经营性资产，由此转型为普通国有企业。另一针对性的措施是化解隐性债务。目前隐性债务尚无官方数据公布，但诸多研究机构觉得总体规模在40万亿左右。根据相关要求，这些债务需要在5-10年内化解。
在金融中心看来，上述诸多转变虽然都不易，但都将弱化城司的政府信用，进而厘清政府和企业的责任。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，隐性债务并非政府债务，但由于地方政府的担保、财政兜底，隐性债务和政府信用又有关联。隐性债务化解后，这一细微的关联就会切断。那时政府的债务归政府，企业的债务归企业，成熟的地方债市场就可以建立起来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
